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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6 20:04:12?

“温情与敬畏” ——浅议滕贞甫长篇小说《战国红》


金 玉

?温情与敬畏”是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中说的,大意是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道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畏”。通过阅读小说《战国红》,与小说人物一一见面,我对小说家滕贞甫先生也油然而生“温情与敬畏”。我看到作家脚力的艰辛;看到作家对辽西柳城的挚爱;更看到小说家对辽西前人伤痛的温暖抚慰。小说家藤贞甫读懂了辽西柳城人以往的艰辛之处,读懂了辽西柳城人的可贵之魂,在对辽西柳城人保有深沉“敬意”之时,又用现实主义艺术笔力将自己“设身处地”的超越了一次,让我们身处辽西柳城的人们惊讶地看到:原来如此!我们辽西柳城人不乏聪明才智、大气磅礴、与时俱进;不缺少“远方与诗”;更没有丢掉老祖宗留下来的精气神和民族魂。原来如此!我们一直被自卑所遮蔽,被伤痛所困扰,被生态所迷惑。如今《战国红》拨开乌云见太阳,辽西柳城人用自己率真的“实诚”、脱俗的“诗意”、固执的“顺应”、冲动的“悔悟”,谱写了一曲新时代新风尚、新发展新未来的新篇章。假如没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才气,面对新时代最热点问题,许多顾虑会成为创作上的“鬼打墙”。小说创作中所需的个人经验的实在性、具体性和连贯性常常会使很好的构思搁浅,所以在感知了《战国红》小说作家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用温暖的目光,平静的心绪,精炼的笔触,将一个大主题与一个几乎“凝固”了的古旧山村巧妙连接起来的时候,我的敬意更加深刻。

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命运、经历、不同的关系网、不同的文化教育以及天性中的不同因素,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得每一个人都作为一种”特色”和“异样”而存在,那么如何表述这些特色和异样,则永远是每个人永恒的秘密,而每一位有独特性的作家都会向我们展现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恰好是优秀作家增加自身生命重量以及丰富性的明证。小说《战国红》就是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有历史的厚度——中华传统文化的经久魅力无时无刻不在柳城人们的骨子里流淌;有环境的层度——柳城以往与现代环境下的必然差距;有人物的维度——柳城人成长的立体感和独特性;有情节的张弛度——柳城因驻村干部的不同而悲欢离合;更有时代的深度——讴歌了在脱贫攻坚战中,始终坚定必胜信心的党的好干部,他们“尽锐出战、迎难而上。”(习主席语)的精神境界和不凡业绩。作家的风格淡定如水且浓情意切,所以“温情与敬意”竟也有了与读者共鸣的境界。

所以,长篇小说《战国红》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让我们重温了现实型作品的特点,即立足客观现实、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忠实于现实而不是绕开现实、躲避现实。“艺术永远是现实的,能动的。历来都是这样,更重要的是非这样不可。”(陀斯绥耶夫斯基)于是,现实型作品的主观情态融会在客观再现之中,渗透在情节、场面、人物的描绘中,是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站出来表露自己的主观倾向的。小说《战国红》主要讲了驻村干部如何帮扶贫困村脱贫致富的故事。其主题思想倾向就是要歌颂新时代主旋律,肯定主旋律下普通干部与群众的共同进步。

首先,小说《战国红》设置了两拨驻村干部在柳城扶贫的情节对比,让读者自己去感受扶贫工作值得思考的某些东西。第一拨驻村扶贫干部“海奇”单枪匹马、不打组合拳,群众基础没打牢、地域文化没调研、项目设计没民主、持续发展没跟进,最后“败走麦城”,凸显了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说明驻村干部的人生经验、阅历和知识含量是必备条件。“海奇”的热情没有调查研究的民情基础,“天一广场”解决不了村民渴望的东西,就像杏儿娘说的:“谁有心穷嘚瑟?”。一句最平常话道出生活真相。“杏儿明白了,嘚瑟是有条件的,穷嘚瑟会让人笑话的。”同时扶贫项目是否可持续发展,村民是否信任扶贫的人以及这个人所引领的道路更是最关键的问题。“海奇”号召村民养猪项目,没考虑科学技术的后续跟进,结果瘟疫袭来,彻底失败。因为“海奇不知道村人都知道的俗语:“家趁万贯,带毛不算”。村民们早知道养家禽的风险,听从“海奇”去养猪,那就是在赌。赌输了,就去海奇那闹,一闹,大黄狗被打死了,海奇也黯然无声离开柳城。小说写“海奇”离开柳城的心酸,写“杏儿”彻骨的心痛,写明白事理的“汪六叔”等人的无奈。小说写道:“陈放知道杏儿对海奇有好感,海奇在柳城扶贫工作上的付出令人感动,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海奇绝对是个优秀的驻村干部,很可惜,海奇的努力功亏一篑,并因此遭受村民误解。”“说到海奇,汪六叔长叹一口气:‘海奇一腔热血毁在猪身上’”这里,小说描写的就是几个人的闲聊,完全是个人评价,但阅读接受者可以感受到小说家个体审美的张力。“海奇”的付出令人感动,感动了谁?海奇在柳城驻村功亏一篑!功亏一篑,直接的意思是,堆九仞高的山,只缺一筐土而不能完成。那海奇缺的那筐土到底是什么?村民们误解海奇是因为他功亏一篑吗?还是像小说里汪六叔说的“着了魔咒”?“一腔热血毁在猪身上”。“猪”代表谁?小说借陈放的话写道:“对大自然所有的伤害,大自然一定会加倍还回来。”这无限的意味就是小说家渗透的功力,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是审美体验的双向建构性使然。小说家滕贞甫先生的审美体验是我认知《战国红》的线索,没有这个线索,我无法了解他是怎样将主体精神世界与客体精神世界联系起来以及借助这个线索使小宇宙推动了大宇宙,实现了“天人合一”。我记得卢卡奇说过:“人类绝不能与他所形成的个体相脱离,这些个体决不能构成与人类无关存在的个体。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我想作者一定知道有三百年历史的村庄无论从外还是到内其古老的含义,也一定知道长期贫困的柳城村民普遍具有的生存心态,知道柳城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赌,更知道久积的习俗是怎么产生的,当然更清楚海奇驻村失败的原因以及返城后的结果。于是小说家又讲述了第二拨驻村干部的故事,将个体审美经验惊艳亮相。

第二拨驻村干部陈放、彭飞、李东三人的组合符合做事规律。以老代小,核心领导明确。凡事有调查有谋划,几条战线脉络清晰,岗位职责具体。在扶贫项目选择上、在因人而异或因势利导上、在挖掘和利用柳城文化基因上、在项目推进中如何处理公关危机和自身知识结构欠缺上等,都显现出以人为本、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尊重事实,科学合理的做事原则。所以当小说情节推进中一个个困难迎面而来时,陈放书记所带领的团队总能出奇制胜。拿小说开篇遇到的第一个“鬼打墙”就是种植合作社上山挖树坑事件来说。柳城村民自从生产队解体就没了集体建设活动,自由自在的习惯开始养成,尤其是猫冬。一猫冬,就是喝酒赌博。挖树坑到了猫冬时节,村民们就开始撂挑子了,谁说都不好使。怎么办?陈放三人只有身先士卒,拿出拼了命也要干到底的精神感染村民。事情有了好转。用汪六叔的话说:“人家可是不拿工钱的啊,咱柳城人咋就不懂个事理呢!”小说恰恰以此描写了这些“不懂事理”的柳城村民的可恨可爱之处,生动鲜活——“众人沉默片刻,有人扛着铁锹跟上去,接着,一个个无声地鱼贯而出,都跟在汪六叔后面,柳德林最后一个离开院子,却紧跑几步跟上了。杏儿站在门口,眼里含着泪花,人群里有她的父亲。父亲走的时候回头望了她一眼,目光很复杂。父亲不懒,从不多说话,父亲夸他的方式就是目光复杂地望她,目光里有怜爱,有愧疚,有期望,还有一点点骄傲。”小说描写的这个场面、情节和人物非常感人,寥寥数语渗透着小说作家温暖的情怀和对国家扶贫工作的深刻理解。“干”字当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村民们实诚、厚道,但也狡黠、懒惰。他们以获得眼前利益为信任基础。大话套话跟信任远着呢,所以当眼前利益没有时,就在窥探眼前说能够给带来利益的这个人是否靠谱了——“人群来到山下,看到山腰上果然有两个人正在抡镐刨树坑,一个是陈书记,一个是李东。陈书记甚至脱去了外套,穿着褐色毛衣在用力抡镐。李东看到了山下的人群,抬起手臂摇了摇,白色线手套十分醒目。”这场景十分感人。试想,驻村干部顶着严寒,揣着孤独,没有期盼,咬牙挺着上山,一天两天三天……刨着,刨着,终于有一天,眼前一亮,村民们来了!还有怨气吗?还能有怨气吗?此刻,山都亮了。实诚、憨厚的村民们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他们有良心,用“陈放”的一句话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92页),用“杏儿”娘的话说“人没有十足的好,也没有十足的怀。”(92页)柳城人接纳了陈放,到后来一件件事情更证明了人们信任的没错,就连很自私狡黠的四大立棍之一“李奇”都由衷的说“陈书记在柳城没私利,人不能不讲良心”(211页)接着才有了小说故事中“杏儿糖蒜”加工作坊、奇招制赌、红色旅游餐饮一条龙、玛瑙厂、砾石岗公墓、自来水建设工程等情节内容。

其次,小说家以社会学“田野调查”法挖掘人物与历史文化地理的血缘关系,用所调查研究出的资料构建创作动机、微调审美倾向以及人物塑造的因果关系。

透过《战国红》里“柳城”历史文化地理资料,我们深深地能感觉到作家深厚的文化功底以及规避民间写作粗俗化、随意性的能力和才气。这种能力与才气使得小说《战国红》潜藏着不可估量的“文学史料”价值。阅读完《战国红》后我查找了滕贞甫先生的创作经历等资料,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他坚持“纯粹优美”的写作立场,将某些地域化的行为、语言和生活习惯微调到精致优美的背后,用一鳞一爪勾勒特殊文化现象的状貌。小说《战国红》是写辽西故事的,可我们很少听到看到已经被刻板印象化了的辽西语言暴力表达方式,小说家很优雅的微调了一下,例如嘚瑟、尿性、猫冬、响马、奓刺这些特色词汇仅仅一带而过,给我们留下的仍然是文学语言的感性化、生动性以及模糊化特征,其艺术水准的追求是一丝不苟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去看滕贞甫早先写的小说《刀兵过》刻画王淦形象的文本。为突出王淦的智慧和品位,小说作家给他配了两件器物。一是王淦只喝祁门安茶。二是诊台上一年四季放着一把文旦紫砂壶。祁门安茶是传统工艺名茶,其工艺严谨精细,汤色橙黄明亮,香气高长,是黑茶极品,有很高药用价值。文旦紫砂壶,与西施、贵妃壶并称,柔美雅丽,以此刻画王淦医术精湛、格高趣雅。

那么小说《战国红》写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辽西柳城,又是怎样坚持“纯粹优美”创作立场的呢?小说家选取了鹅冠山、楸子树、蛤蜊河、喇嘛眼(古井)、喇嘛咒这些“熟悉的陌生化”物名。我们来看鹅冠山——“鹅冠山光秃秃的像懒汉的肥腚”,“鹅冠山上的风像鞭子,牛皮筋儿拧成的鞭子,不是刮,而是抽,实实在在地抽。”,所以栽不了树,荒废了几百年。鹅冠山的树是柳城村民自己砍的。因为柳城有个习俗,“老百姓喜欢开山。一座山一旦开山,一年半载就会剃成光头,一棵树也留不下。不知这个习俗始于何时”;楸子树,落叶乔木,花冠白色,木质坚硬,供制作家具、工艺品和建筑使用,是柳城古老树种。《战国红》里只在喇嘛眼古井旁有一颗高大楸子树,是柳城美丽善良姑娘“杏儿”的庇荫安静之所,似乎见证着一切;再看蛤蜊河,用的是海滩动物名,可以吃的动物。这样命名转移了读者视线,直觉上认为这是与大海有关的一条河,终究要归大海的。柳城人没有享受到蛤蜊河的赐予,十年九旱,人们淡忘了河的存在,至于叫什么都无所谓了。视野里的渺小与感情上的淡漠恰是小说家赋予这条河的美学意义,它象征了柳城百姓长期贫穷落后所具有的群体性格特征:沉默、枯燥、寂寞、狭长、单调、坦然、不以为然;至于喇嘛眼,纯拟人化名字,更是柳城无声的声音传递媒介。它承载着一个村庄的命运,讲述着关于喇嘛咒的故事,直视着天空单调的颜色,期盼着“杏儿”每天的陪伴与对望。它的凝固与多变,沉默与呐喊,唯一与共享,都是人性中无法诠释的谜。小说家就是用这样的审美意象创设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必然链接和偶然悖论。“喇嘛咒”是好是坏?人们为什么能够忍受喇嘛咒?就因为红衣喇嘛如果不打喇嘛眼井,柳城就不存在了?还是……?如果没有驻村干部,“杏儿”的生活就不会改变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称滕贞甫为小说家而非作家的原因了,因为小说作家与作家是两个概念。小说家不只是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小说家就是历史学家。他能将生活中看似不成样子的东西写成合乎小说逻辑的东西,他所发出的声音一定是历史的声音、人性心灵的声音。匈牙利着名作家卢卡其曾说:小说家要承担另外一些东西,你的作品要比社会大,所以小说里每一个“典型”词汇下都隐含着丰富的美学意义和无限生成的现实意义。

再次,小说刻画人物的虚实互衬手法以及驰张有度的叙述节奏,无不让我感受到储存在作品田野下面的“地方志”。小说中柳城的山川地貌、名胜建制、物产品名、乡里乡俗、人物艺文等构成了典型的辽西地理风貌。它对塑造人物、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人物命运有着不可替代的虚实互衬作用。如“杏儿”与她的“诗与远方”;海奇与她的三幅油画;陈放与爷爷留给他的平安扣;柳奎老人与柳奶奶;汪六叔与他娘放在箱子底的灰毛围巾,还有杏儿与五只鹅……小说家在典型性的人物身边都安插了轻轻的意象,总能在情节需要时不经意地派上用场,让小说故事的叙述以及叙述时间在三百一十四页中体现画的三位长者形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是省城驻柳城村干部“陈放”的“爷爷”。小说写道:“爷爷去世前念念不忘大庞杖子,说辽西人像玛瑙,什么时候都不是熊包软蛋。”。1978年,爷爷去世前将在辽西庞杖子摆地摊老人手里买来的”平安扣”给了陈放,“陈放记得爷爷弥留之际念叨的话:辽西不富,死不瞑目……陈方非常珍视爷爷留给自己的这个平安扣。后来,辽西北票出了战国红玛瑙,他惊奇的发现,爷爷留下的这个平安扣竟然是战国红材质。”,“爷爷是陈放最敬重的人,爷爷知恩图报,一直感念庞四谷,没能找到庞四谷是爷爷心中永远的遗憾。”小说没有浓墨重彩写“爷爷”,仅从陈放自述的形式简单介绍,却起到了画龙点睛作用。他让小说塑造陈放形象有了无限生成性。陈放为什么专挑偏远穷困地区柳城驻村?在陈放心中为什么“柳城就等同于大庞杖子”?血脉相连的家族传承,知恩图报的家训教育,使得陈放的命运走向有了国运与家运唇齿相依的必然联系。人物高尚的精神风貌、智勇双全的担当精神都有了落地生根的源头与活水。小说结尾陈放的牺牲,也就有了水到渠成的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作家用朴素平凡的人物形象诠释了责任与担当的辩证统一规律,二者没有轻重,没有取舍的先后,全在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那个“人”。从古至今,天、地、人为三才,人是核心。人应该具有天地之德行,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在“陈放”身上我确实看到了这些。他豁达恭敬、谦逊严谨有主见;不为纷杂意见所迷惑刚毅果断;从细微入手简约而忠诚。小说结尾设计“陈放”去省城跑“砾石岗公墓”批文遭遇车祸不幸身亡,虽令人扼腕,却是小说合乎逻辑的艺术安排。这一“结局”水到渠成地破解了几百年来罩在柳城上空的“喇嘛咒”。柳城不仅有水有树了,还有了意想不到的“战国红”!小说写道:“晓丹从人群中挤过来,接过石头只看了一眼,惊呼:‘天啊,是战国红!’姜老大范进中举一般双手张扬起来,把那块石头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喊:‘战国红,乡亲们,砾石岗出战国红啦!这是陈书记拿命换来的呀!’说完,姜老大扑通一声跪下去,涕泗横流,泣不成声。”读到这里,笔者也已是泪流满面。此刻,柳城所有的“鬼打墙”全部推倒,人们不禁惊讶的看到柳城鹅冠山上“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杏花绽放”。

二是“三舅”柳奎形象。他是柳城最有威望的老者,是柳城一宝、定盘星、一道门。这扇门不开,村民就进不了合作社。他对外甥“汪六叔”说:“人哪,放放风筝行,真要成了风筝就不是件好事。”因此他一生坚守柳城,建设柳城。他爱听评剧《刘巧儿》,录音机旁有个特大号搪瓷茶缸,茶缸上有四个字:“劳动光荣”。小说这样描写三舅,就是想通过三舅勾勒出整个柳城所积久的传统规矩。长幼有序,长者内肃,不言自威。村民自觉尊长的习惯以及年轻人畏惧乡凤乡俗的自然心态。小说写了三舅立威的几件事。一件是三舅带领柳城村民修了一条沙石路,让大山里的村子与公社相连,村民们感激不尽。第二件是村里“四大立棍”因赌博差点被劳教,是三舅到公社给保了出来,“四大立棍”感激涕零,也最怕三舅。在驻村干部智谋戒赌成功,动了“四大立棍”利益时,是“三舅”出来教导他们:“自古以来,柳城谁最尿性?”,大家说“当然是红衣喇嘛!”三舅说,“红衣喇嘛的喇嘛咒,到现在还管事。可是,红衣喇嘛怕谁?怕官府啊!红衣喇嘛再厉害不是让官府绑了去,连个尸首都没有。麻志是谁?又代表谁?那是公家,你们几个耍钱鬼想和公家斗,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第三件事是“三舅”第一个拿出养老钱入“种植合作社”改造“鹅冠山”。虽然“三舅”对省专家的话什么“遗址是一种凝固的等待,等待有缘人。”不太懂,甚至闻所未闻,但他老人家敏锐的感觉到“听起来格外新鲜”,当又听了“省专家”对当年“土专家”的科学否定后,小说描写道:“柳奎站起身,背手在屋里转了三圈,他仿佛回到了从前,回到了战天斗地的岁月,山上那七道梁哪一道不是汗水和着泥土垒起的?虽然七道梁后来垮了,但垮掉的废墟里埋藏着不可替代的辛苦,尽管这辛苦已经演变成一口黑锅。”小说用心理描写突出老人明事理识大体,于是,当驻村工作组把他的鬼打墙“那口黑锅”卸掉后,他在助力攻坚“鬼打墙”的扶贫事件中都起到了“定盘星”作用。三舅柳奎的妻子,也就是“杏儿”的“三舅奶”常说“富润屋,德润身”,其实也是柳奎老人坚守的道德原则。他在杏儿当选村主任后所告诫的话,充分说明三舅始终不移地坚定追求:跟党走,为群众谋福利,廉洁修身,做群众拥护的好干部。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当遇到为柳城建自来水而要迁动祖坟以及挚爱的老伴坟茔地的时候,虽千肠百转不愿意,却最终服从大局而放弃个人情绪。小说家浓墨重彩描写了这一情节。目的是告诫读者:面对古老习俗要随缘为人、随势顺时,一定要找好支点。作家创设的这个支点就是“杏儿”。“杏儿”是随缘顺势的媒介,是三舅柳奎老人认识和接受新事物的催化剂。杏儿说:“我到东老茔地看过,密密麻麻的坟头只有三舅奶的最齐整,那是您当年精心打造的,而其他的坟上都是荒草连片。我想,如果一个富人站在一群乞丐里会是什么感受?一是恐慌,没有安全感;二是被怜悯裹挟,只能不停的施舍,是不是会这样?三舅奶是个有文化、有同情心的人,置身在荒郊乱葬岗,一定不会安息,三舅爷您想过这一点没有?”小说写道“柳奎张大了嘴巴听杏儿讲,杏儿这番话他从没听过,这是从一个全新视角看东老茔地,看老伴的坟。”接着趁热,杏儿用手机播放事先录好的逝去的“三舅奶说的心里话”。随着一曲二泉映月,时光穿越,音容宛在,声声在耳。音频播放结束,柳奎已泣不成声。“是呀,东老茔太乱了,没有管理,没有规划,几百年来坟压坟,棺椁摞棺椁,数不清的孤魂野鬼聚集在那里,老伴如何能安息?”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的转变具有无限的生成性。小说以“战国红”命名。战国红仅仅就是一个矿产品吗?难道三舅柳奎不是吗?小说结尾前以“柳奎”老人因器官衰竭而终的设置极具蕴藉。弥留之际,柳奎老人要弄明白陈放不为钱不为权到底为了啥?陈放回答很简单“不图啥,就像蜜蜂酿蜜、蚂蚁筑巢,尽本能而已。”,“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为了爷爷一句嘱托……辽西不富,死不瞑目。我理解爷爷,当年是辽西人救了他……平安扣又叫面包扣,他是惦记着让辽西孩子能吃上香甜的面包。”老人家彻底“懂了”!懂了自己,更懂了陈放——这是在传承、接力一个夙愿,是在实现血脉相连的几代人富裕梦,所以“三舅”柳奎是小说《战国红》的历史,用历史解说现实变化的因由是最有说服力的。柳城的“过去”以及由“过去”如何走到“现在”,现在又是如何变化的,所以《战国红》人物身上始终带有地方水土与家族血脉相连的关系,人物性格特征也与家族传承的文化息息相关。除此,小说《战国红》刻

三是驻村干部“陈放”形象。这是一名驻村结束后就要退休的省城干部。他一来柳城,柳城就开始变化。首先是接力修缮“海奇”的天一广场,暗示出对“海奇”的肯定。接着开展“种树合作社”入股栽树项目,推翻第一个鬼打墙,即村民们长久以来 “猫冬”的懒惰习惯。接着攻克第二个鬼打墙,灭掉村中“四大立棍”赌博霸气风;再接着争取到商人“刘秀”的投资建自来水工程,拿下第三个“鬼打墙”。直至最后攻下第四道“鬼打墙”,即说服“柳奎”老人,引自来水入户柳城迁“东老茔”地。一个个危机公关,一次次呕心沥血,一个为民操劳不辞辛苦、知难而上勇于担当的好干部形象栩栩如生。小说第十六章“二元一次方程”描写“杏儿”的思考。自己不忘海奇,是因为初恋;李青不忘李东,是因为单恋;陈放忘我为柳城,是因为什么?陈放回答杏儿:“付出是不需要条件的,比如你爱祖国,难道还需要理由吗?”,这与他回答柳奎老人弥留之际的问题如出一辙:“不图啥,就像蜜蜂酿蜜、蚂蚁筑巢,尽本能而已。”是的,陈放就是小说家创造的“优美”典型,是具有儒家风范的谦谦君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遵从爷爷遗愿,孝德本分,完成使命。中国精神在陈放身上体现为岗位精神与工匠精神。“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道道鬼打墙都在他的带领下迎刃而解,用杏儿的话说:“你们三个人,对于柳城来说,正在创作一部史诗。”是的,陈放这一形象就是小说家审美体验的层次性和扩展性的体现。小说家利用柳城的“历史之谜”,创设了小说的“美学之谜”,让我们与形象一起在柳城迷惑、想象、探寻、历险,直至走出迷惑,险中求胜。

三位长者之外,“杏儿”是小说《战国红》倾力打造的典型人物,是小说家对人生“穷”与“富”的深刻思考,是《战国红》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的艺术典型。首先是“海奇”对杏儿的评价:“杏儿你心真大,我挺佩服你的”;其次是韩非“韩非觉得杏儿简直就是一个小精灵”,”杏儿是个能静下来的女孩子,她一个人无论在书屋,还是在井台边都能坐得住。”再次是刘秀感觉杏儿是“有着萤火般梦想的女孩”,由此感到“辽西女人都挺烈的,这种烈不是辣,也不是硬,而是一种让人发烫的感觉。”,最后是长辈们的感觉。汪六叔看着杏儿说:“柳城土薄,养不起你这只牡丹花。”;“陈放觉得杏儿是个喜欢思考的女孩儿”;“柳奎对杏儿印象极好,他对杏儿的评价是四个字‘懂事,仁义。’……柳奎这个评价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普遍的看法是杏儿牺牲了自己,顾全了家庭,因为大家都能看到,以杏儿的才貌进城发展并不难,嫁到城里也在情理之中,但杏儿选择了留下,有人说,脸杏儿都不走,我们还走什么?”。总之,见到杏儿的人无不被杏儿吸引,这种引力究竟是什么?小说开篇就说了她“清丽而不妩媚。”,说明美貌虽然是杏儿的魅力所在,但不是根本的魅力所在,那么是杏儿的“微笑”吗?小说写杏儿“脸上总是挂着矢车菊一般的微笑”;“杏儿笑了笑,笑容如杏花绽放,让光线不是很充足的书屋倏然一亮。”;杏儿的笑让青年人产生爱情幻想。汪正就这么认为。他让汪六叔代向杏儿提亲的理由就是“杏儿看见我的时候总是笑,笑得很甜。”,汪六叔说:“杏儿见到村里男女老少都会笑。”,由此可见,杏儿的笑确实不同寻常,但这就是杏儿的魅力吗?小说写杏儿的写诗天赋多从妈妈那儿来,说她妈妈年轻时喜欢汪曾祺的诗,而且大段背诵,那么汪诗是什么样的诗?杏儿不知道,我们知道是“人间送小温的诗”,是乐观温婉雅致的诗,由此看杏儿的原生态家庭熏陶是形成她诗情气质的基础。如上是小说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角度对杏儿进行描写。那么杏儿是如何看自己呢?“我不是牡丹花,充其量算是苦菜花。” 这是杏儿回答汪六叔的话,我想这正是杏儿的真实生活表述。

杏儿的生存环境柳城,是个村!这是小说《战国红》特别强调的。柳城村啥样?鹅冠山、喇嘛堆、砾石岗、东老茔!用陈放的眼看鹅冠山——“这座怪石嶙峋的穷山给他的印象如同被煮过一样,有种骨肉分离的感觉,这哪里是一座山?简直就是乱石的墓场。”就是这样一个恶劣环境,杏儿每天都会静静守候在楸子树、喇嘛眼古井旁,与五只大白鹅相伴,与诗和远方相伴。苦吗?苦。没有水,干旱,只有风,抽干所有的树。寂寞吗?寂寞。杏儿跟韩非谈诗:“诗能让人心长出翅膀来,喜欢诗的人会有双倍的人生”,这话真实,包含着杏儿生活的艰辛和寂寥,所以小说又写道:“杏儿对诗的喜爱与一般诗人不同,杏儿是爱而不迷,能走进去也出的来。诗和生活从来不相互混淆,这让她身上没有一般诗人的矫情。杏儿认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诗,也就说明这个世界没有了让人感动的东西,那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那种“很可怕的生活”是什么?为什么杏儿能把生活和诗分得清?这难道不是她在苦水里挣扎的姿态吗?妈妈常年腿疼,父亲患胆石症,弟弟在县城读书,一家人勉强用父亲的木工活撑着,这样的苦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喇嘛咒”“女眷行不远”的谶语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杏儿的腿未来会怎样?像妈妈那样,杏儿的生活又该怎样?我们确实没在小说里看到杏儿的苦,如果她自己不说自己像“苦菜花”,作为阅读的我真的忽略掉了这一点。我想这就是小说家的神奇,他能将这些显见的真实隐藏起来,让每个接触过杏儿的人都被她的善美所吸引,帮着杏儿筑梦,同时也接受着杏儿的梦。先是海奇画了一幅油画《牧鹅少女》,让杏儿成为大地上的圣女;接着是韩非与杏儿谈诗促使《杏儿心语》出版,让杏儿站在北大讲台上成为真正诗人;再接着是村民选杏儿作村主任,名正言顺成为村民心中的“主人”,像她娘说的“柳城女人十人九不齐全,大都腿脚不利索,全的这一个就要担起另外九人的担子,这是天意,如果选择逃避,就是违背天意”,天意是指什么?杏儿对陈放书记说“天意就是民心,违背天意,必遭天谴。”小说豁然开朗地揭示了杏儿的生活秘密。杏儿为什么总是微笑?为什么有求必应?为什么做事不计报酬?为什么有诗的灵感?又为什么第六感官那么灵验?杏儿的形象意义已经超越现实层面上的内涵。她就是小说家心中的“战国红”,她集战国红特点于一身。默默静守在大山里,等在乱石砾中,“人不知而不愠”;她埋藏千年孕化色彩,内以修身,外以致用。她就是一部史诗、一次奇异的凝固姿态。柳城人只要看到她的微笑,心就明亮、幸福、安宁,而柳城即便是“盲肠”,是开过谎花的“倭瓜秧”,但最终还是像商人刘秀说的:柳城“就像玉石翡翠老坑,值得善待”,这“老坑”里的“翡翠”就是杏儿!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富足吗?!

综上,小说家的“纯粹优美”写作在《战国红》中获得完美展现。梦中女孩“杏儿”形象将人性中明净、纯粹、高雅的存在书写的恰到好处。杏儿是小说家记忆中“重构”的“梦中女孩”,是“寻梦者”梦魂的化身,她承载着小说家许多情结:土地、诗与远方、爱情、挫折、成功,还有不自暴、不自弃、文化自信、富裕与贫穷等,所以小说家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全部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命运,而绝不是虚幻离奇的神仙鬼怪和横空出世的英雄豪杰。一位骨子里流淌着“温情与敬畏”的优秀作家,用艺术再现的笔力表达了地球上的某个“点”上的人们,在被茫茫人海湮没时、在不被历史书写时、在不被时代关注时,甚至在被误解和误读时,仍然守着自己的一片天:鹅冠山、楸子树、喇嘛眼、喇嘛咒、喇嘛堆、大白鹅、蛤蜊河、砾石岗、平安扣、大黄狗、一条灰色毛围巾……直到有那么一天,来了海奇、陈放、李东、韩非,柳城开始破解一个个“鬼打墙”。总之,长篇小说《战国红》就是这样朴素与方正,让我们在审美愉悦中了解自己,了解家乡。

???????????????原载《鸭绿江》201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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